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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的丈夫,那你不用担心!’她安慰我说。‘他一定会答应跟我离婚。城里人都知道他跟柯斯托维奇家的大女儿私通。办完了离婚手续,我们就结婚。’
  
  “女人在热爱的时候,会象猫那样很快地适应环境,跟人亲近起来。基索琪卡在我的旅馆房间里不过待了一个半钟头,却已经觉得自己象在家里,料理我的东西就跟料理自己的东西一样了。她把我的衣物放进我的皮箱,怪我没有把我那件贵重的新大衣挂在衣钩上,却胡乱丢在椅子上,等等。
  
  “我瞧着她,听她讲话,感到又疲倦又烦恼。我想到一个正派的、诚实的、受苦的女人不出三四个钟头,居然这么轻易地做了她偶然遇见的一个人的情妇,不免有点厌恶。您明白,我是个正派的男人,不喜欢这种事。后来,我还想到,象基索琪卡这样的女人,未免浅薄和不严肃,过分热爱生活,例如对男人的爱情,这实际上不过是小事而已,她却把它抬高到幸福、痛苦、生活的转变上去,这就使我越发不愉快了。……况且,我现在已经得到满足,我就恼恨我自己不该这么糊涂,跟一个我无可奈何、只能欺骗的女人缠在一起。……应当说明一下,尽管我放荡不羁,却做不来假。
  
  “我记得,基索琪卡坐在我的脚旁,把头枕着我的膝头,用充满热爱的、亮晶晶的眼睛瞧着我,问道:“‘柯里亚③,你爱我吗?很爱我吗?很爱我吗?’
  
  “她幸福得笑起来。……我却觉得这未免自作多情,肉麻,不聪明,而且当时我已经有一种心情:对一切事情首先要探索‘思想的深度’。
  
  “‘基索琪卡,你还是回家的好,’我说,‘要不然你家的人说不定会以为你失踪了,跑遍全城找你。再者,你一大早到母亲家去也不合适。……’
  
  “基索琪卡同意我的话。我们在分别之前,说定明天中午我到市立公园去跟她见面,后天我们一块儿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我送她走到街上,我记得,一路上我一直温柔恳切地爱抚她。我想到她这么死心塌地相信我,一时间突然感到歉然,就决定带她到皮亚季戈尔斯克城去,可是我又想起我的皮箱里只有六百个卢布,而且到秋天跟她分手会比现在困难得多,就赶紧把我歉然的心情压下去了。
  
  “我们走到基索琪卡母亲住着的那所房子跟前。我拉一下门铃。等到门里传来脚步声,基索琪卡就突然现出严肃的脸容,看一眼天空,把我当做孩子一样匆匆在我胸前画了几次十字,然后抓住我的手,送到她唇边。
  
  “‘明天见!’她说完,走进门去,不见了。
  
  “我穿过大街走到对面人行道上,在那儿瞧这所房子。起先窗子里是黑的,后来有一扇窗子里刚刚点燃一根蜡烛,闪着微弱的淡蓝色亮光。烛光渐渐变亮,射出光芒,我看见有些影子跟它一起在房间里活动。
  
  “‘他们没料到她会来!’我暗想。
  
  “我回到旅馆房间,脱掉衣服,喝了点桑托林酒,吃了点白天在市场里买来的新鲜的粒状鱼子,不慌不忙在床上躺下,象旅客那样酣畅安稳地睡了一觉。
  
  “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头痛,心绪恶劣。有一件什么事使得我心神不安。
  
  “‘到底是什么事呢?’我问自己,想找出我不安的原因。‘什么事弄得我心神不安呢?’
  
  “我认为我不安的原因是:害怕基索琪卡也许会马上来找我,弄得我没法动身,那我就只得在她面前说谎,装腔作势了。我很快穿上衣服,收拾好我的东西,走出旅馆,吩咐看门人把我的行李送到火车站,赶傍晚七点钟那班火车。整个白天我在一个做医师的朋友家里度过,傍晚就离开了这座城。您看得明白,我的思想并没有妨碍我卑鄙而薄情地逃掉。……
  
  “当初我坐在朋友家里,后来我坐马车到火车站去,那种不安一直折磨着我。我感到我怕遇见基索琪卡,怕闹出笑话来。在火车站上我故意躲在厕所里,直到第二遍铃声响才出来。我挤过人群,去上火车,却有一种感觉压在我心上,好象我周身上下,从头到脚堆满了偷来的东西似的。我多么心焦而且害怕地等着第三遍铃声啊!
  
  “后来总算响起那救命的第三遍铃声,火车开动了。我们经过监狱和兵营,到了旷野上,然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种不安仍旧没有离开我,我仍旧觉得自己象是一心要逃跑的窃贼。这多么奇怪!我为了排遣这种心情,把心安定下来,就开始眺望窗外的景色。火车沿着海岸奔驰。海面平滑,天空呈现绿松石的颜色,几乎有一半涂抹着温柔的金红色晚霞,它欢乐而平静地映在水面上。水面上,这儿那儿,有些打鱼的小船和木筏,象是一块块黑斑。那干净漂亮象玩具般的城市立在高耸的岸坡上,已经盖上一层傍晚的薄雾。城里教堂的金色拱顶、窗子、树木,映着落日,正在燃烧和熔化,就跟熔解的金子一样。……旷野的气息同海上吹来的温和的潮气搀混在一起。
  
  “火车开得很快。车里响起乘客和列车员的笑声。大家快乐而轻松,可是我那种不可理解的不安却越来越增长。……我瞧着覆盖全城的薄雾,想象在这团雾里,有个女人带着痴呆麻木的面容,在教堂和房屋附近跑来跑去,寻找我,用小姑娘般的声调或者唱歌的音调象乌克兰女演员那样*着:‘唉,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我想起她昨天把我当做亲人,在我胸前画十字的时候她那严肃的脸容和操心的大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昨天经她吻过的我那只手。
  
  “‘我落进情网了还是怎么的?’我问自己,搔搔自己的手。
  
  “一直到夜晚来临,乘客们都睡熟,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我的良心,我才领悟了先前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事情。在车厢的微光里,基索琪卡的面影浮现在我的面前,不肯离开我,我这才清楚地体会到我犯了无异于谋杀的罪。我的良心在折磨我。为了消除这种使人不能忍受的心绪,我就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我和基索琪卡都会死掉,腐烂,她的痛苦跟死亡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我还说:归根结蒂自由意志是没有的,因而我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所有这些理由反而惹得我生气,而且不知怎么,特别迅速地淹没在别的思想里了。我那只被基索琪卡吻过的手使我烦恼。……我时而躺下去,时而坐起来,要不然就到火车站去喝白酒,勉强吃些火腿面包,然后又振振有词地对自己说,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可是这都无济于事。我的头脑里充满着一种古怪的,而且不瞒您说,可笑的骚动。许多极其不同的思想乱糟糟地接踵而来,纠缠在一起,互相妨碍,我这个思想家呢,却把前额朝着地,什么也弄不明白,无法将那一团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来。原来我这个思想家甚至没学会思考的技术,我还不会支配我自己的头脑就跟不会修表一样。我生平第一次热切、紧张地思考,这在我简直象是出了怪事,我暗自思忖:‘我发疯了!’凡是平素不动脑筋而只有在紧急关头才动脑筋的人是常常会想到疯狂的。
  
  “我照这样苦恼了一夜,一个白天,又一夜以后,相信我的思考对我很少帮助,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我这才明白我那些思想连一个小钱也不值,我遇见基索琪卡以前,还没开始思考过,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严肃的思想。如今经历过许多苦恼以后,我才明白我并没有什么信念,也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更谈不到心灵,也谈不到理性,我在智力和精神方面的全部财富只限于一些专门知识、不完整的认识、一些对往事的不必要的记忆、一些别人的思想,如此而已,我的心理活动并不复杂,简简单单,十分平常,如同雅库特人一样。……如果我不喜欢作假,不偷东西,不杀人,总之不犯明显的大错误,那也不是由于我的信念的力量(这种信念我是没有的),而纯粹是因为我整个身心浸透了奶妈的神话和劝善的格言。虽然我认为这些东西荒诞不经,可是它们已经深入我的肉和血,尽管我没有感觉到,却一直在生活中指导我的行动。……
  
  “我这才明白我不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玩弄思想的人罢了。上帝踢给我一副俄国人的健全有力的头脑,具有天赋的才能。可是您想想看,这个头脑生存了二十六年,却没受过训练,完全缺乏主见,十分空虚,只是微微洒上了一点工程方面的知识。它年轻,在生理上渴望活动,寻求活动,忽然间,那套漂亮而有味的思想,什么没有目标的生活啦,坟墓里的黑暗啦,完全偶然地从外界落到这个脑子里来了。这个脑子把这套思想贪婪地吸进去,让它占据整个头脑,开始用各种方式玩弄它,就跟猫玩弄老鼠一样。这个脑子里既没有什么学识,也没有什么体系,可是这不要紧。它用它原有的天然力量按照自学者的方式来对付广阔的思想,于是不出一个月这个头脑的主人单用土豆就能做出上百种可口的菜来,自以为是哲学家了。……
  
  “我们这代人把玩世作风,玩弄严肃思想的态度带到了科学、文学、政治中去,带到一切只要他们不懒于去的地方去了。连同玩世作风,这代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冷酷、烦闷、偏颇,依我看来这已经在群众当中培养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对待严肃思想的新态度。
  
  “多亏这一场灾难,我才了解而且认清我的反常和彻底无知。依我现在看来,我的正常思想是直到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我的良心把我赶回那个小城,我不再狡猾地卖弄聪明,而老老实实地在基索琪卡面前忏悔,象小孩一样恳求她原谅,跟她一块儿哭的时候起才开始有的。……”阿纳尼耶夫简短地讲完他跟基索琪卡的最后一次会晤,就停住了嘴。
  
  “哦,……”大学生等到工程师讲完,从牙缝里漏出一个字。……
  
  “世界上有这样的事!”他的脸跟先前一样表现出头脑的懈怠,看来阿纳尼耶夫讲的这个故事一点也没有打动他的心。
  
  直到工程师休息了一忽儿,又开始讲他的思想,重述他先前说过的话,大学生才生气地皱起眉头,从桌旁站起来,走到他的床边去。
  
  他铺好床,开始脱衣服。
  
  “看您现在这副神气,好象您真的说服了谁似的!”他气愤地说。
  
  “我说服了谁?”工程师问道。
  
  “好老弟,难道我存着这种妄想吗?上帝保佑您!要说服您是不可能的!您只有凭个人的经验和痛苦,才能信服!……”
  
  “再者,您的逻辑也真稀奇!”大学生穿上睡衣,嘟哝说。
  
  “照您的说法,您十分不喜欢的那种思想对年轻人极其有害,然而对老年人却是正常的。好象问题在于白头发似的。……这种老年的特权是从哪儿来的?它有什么根据呢?如果这种思想真是毒药,那它对一切人就都有毒。”
  
  “哎,好老弟,不,您可别这么说!”工程师说,狡猾地?~一下眼睛。
  
  “您可别这么说!第一,老年人不是玩弄思想的人。他们的悲观思想不是偶然从外界得来,而是从自己头脑的深处生发出来,并且是在他们研究过各式各样的黑格尔和康德,受过许多苦,犯过无数错误,一句话,从最低一级升到最高一级,爬完整个梯子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他们的悲观思想有个人的经验和坚实的哲学发展成果作为背景。第二,老年的思想家不象您和我那样,他们的悲观主义不是高谈阔论的资料,而是世界性的痛苦和受难,他们的思想有基督教作基础,因为它来自对人类的爱,来自关怀人类的思想,完全没有在玩弄思想的人那里常常可以见到的利己主义。您藐视生活,恰恰是因为您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一无所知,您害怕的只是您自己的死亡罢了。真正的思想家之所以痛苦却是因为大家对真理一无所知,他为所有的人害怕。比方说,离这儿不远,住着一个公家的守林人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他是个很好的小老头。以前他曾在某地做过教员,写过一些文章,鬼才知道他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过他是个极聪明的人,精通哲学。他读过许多书,现在还经常读。喏,不久以前有一天我们在格鲁左夫区碰见他。……那儿正巧在铺枕木和铁轨。这活儿不复杂,然而伊凡·亚历山德雷奇是外行,觉得这近似魔术。一个有经验的工人不消一分钟就能铺好一块枕木,把一根铁轨钉在上面。工人们劲头很高,干得确实熟练而麻利,特别是有一个家伙,用锤子砸钉帽非常灵巧,一锤子就能砸紧,锤子的柄却几乎有一俄丈长,每根钉子也有一英尺④长。伊凡·亚历山德雷奇久久地瞧着这些工人,十分感动,眼睛里含着泪水对我说:‘多么可惜啊,这些出色的人也要死!’这样的悲观主义我是理解的。……”
  
  “这些话什么也没证实,什么也没有说明,”大学生说,盖上一条被单,
  
  “这都是白费工夫!人人都什么也不懂。什么事都不能靠话语来证明。”他从被单底下伸出脑袋,抬起头来,生气地皱起眉峰,很快地说:“只有十分天真的人才会相信别人的话语和逻辑,认为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用话语可以随意证明什么,也可以随意否定什么,不久人们就会把说话的技术改进到这样一种地步,简直能够象数学那么精确地证明二乘二等于七呢。我喜欢听人讲话,也喜欢看书,可是讲到相信,那么多谢多谢,我办不到,也不想办到。我只相信上帝,至于您,哪怕您对我一直讲到基督二次降世,哪怕您再勾引五百个基索琪卡,我大概也只有到神智失常的时候才会相信。……晚安!”大学生把头蒙在被单里,转过脸去对着墙,有意用这个动作来让人明白他既不愿意听人讲话,自己也不愿意谈话。
  
  这场争论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和工程师躺下来睡觉之前,走出这个小屋。
  
  我又看见了那些灯火。
  
  “我们这些闲谈一定使您厌倦了!”阿纳尼耶夫说,打个呵欠,瞧着天空。
  
  “嗯,可不是,先生!在这个寂寞无聊的地方,唯一的乐趣也就是喝葡萄酒和高谈阔论了。……好一条路堤啊,主!”我们走到路堤那儿,他感动地说。
  
  “这不能算是路堤,简直是阿拉拉特火山⑤啊!”他沉默了一忽儿,说:“这些灯光使得那位男爵想起亚玛力人,可是我觉得它们倒象人的思想。……您知道,每个人的思想也象这样分散凌乱,在昏暗中顺着一条直线往一个什么目标伸展过去,什么也没有照亮,更没有照亮黑夜,临到过了老年,就远远地,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哲学也讲得够了!现在该睡觉了。……”我们回到小屋里,工程师硬要我睡他的床。
  
  “哎,您请!”他央求说,把两只手按在他的心上。
  
  “我求求您!至于我,您自管放心。……我哪儿都能睡,而且我还不会马上就睡。……请您赏个脸吧!”我同意了,脱掉衣服,躺上床。
  
  他却靠着桌子坐下,画他的图。
  
  “我们这班人,老兄,是没有工夫睡觉的,”他等到我躺下,闭上眼睛,就小声说。
  
  “谁有妻子,有两个儿女,谁就顾不上睡觉了。他就得供他们吃,供他们穿,还得存下一点钱留到将来用。我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那个男孩子,是个小坏包,长着一副好相貌。……他还不满六岁,不过我得告诉您,他倒有很不平常的本领了。……我这儿本来有他们的照片,不知放在哪儿了。……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他翻动纸张,找到照片,开始观赏。
  
  我睡着了。我是被阿左尔卡的吠叫声和人们响亮的说话声惊醒的。冯·希千堡只穿着内衣,光着脚,蓬松着头发,站在门口,正在跟一个什么人高声说话。
  
  天亮了。……阴暗的蓝色曙光照进门口、窗口和小屋墙上的裂缝,微微照亮我的床、放着纸张的桌子和阿纳尼耶夫。
  
  工程师躺在地上,身子下面铺着一件毡斗篷,脑袋底下垫一个皮枕头,挺起肌肉饱满的、毛茸茸的胸膛,睡着了,鼾声很响,闹得我从心里怜惜那个大学生,因为他每天晚上不得不跟这位工程师在一处睡觉。
  
  “我们凭什么要收下?”冯·希千堡叫道。
  
  “这不关我们的事!你去找察里索夫工程师!这些锅是从谁那儿运来的?”
  
  “从尼基丁那儿,……”一个男低音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好,那你就去找察里索夫吧。……这不归我们管。你呆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着车子走开!”
  
  “老爷,我已经到察里索夫老爷那儿去过了!”男低音越发闷闷不乐地说。
  
  “昨天一整天顺着铁路线找他老人家,可是到了他老人家的小屋里,人家对我们说,他老人家已经到迪姆科夫区去了。您行行好,收下吧!要我们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们沿着铁路线走啊走的,不知道要运到什么地方才算完事。……”
  
  “什么事?”阿纳尼耶夫醒过来,很快地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问。
  
  “他们从尼基丁那儿运来一些锅子,”大学生说,
  
  “要求我们把那些锅子收下。可是我们凭什么收下?”
  
  “叫他们滚蛋!”
  
  “行行好,老爷,把这件事儿了结了吧!这些马有两天没吃东西,东家多半要生气了。要我们把锅子拉回去还是怎么的?既是铁路买下了锅子,就该收下才是。……”
  
  “可是,笨蛋,你得明白这不关我们的事!去找察里索夫!”
  
  “什么事?是谁啊?”阿纳尼耶夫又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见他们的鬼!”他骂着,站起身,往门口走去。
  
  “什么事?”我穿上衣服,大约过了两分钟,也走出了小屋。阿纳尼耶夫和大学生,两人都只穿着内衣,光着脚,正在激烈地对那个乡下人解释着什么,显得很不耐烦;而乡下人站在他们面前,脱掉帽子,手里拿着鞭子,显然没有听懂他们的话。
  
  两人脸上都露出正在办一件日常琐事的神情。
  
  “我要你这些锅子有什么用处?”阿纳尼耶夫叫道。
  
  “我把它们扣在我脑袋上还是怎么的?要是你没找到察里索夫,那就找他的助手,别来打扰我们!”大学生看到我,大概想起昨天晚上那一番谈话,于是操心的神情就从他的脸上消失,换上了头脑懈怠的神情。
  
  他对乡下人摆一下手,心里不知想着什么事,走到一旁去了。早晨天色阴沉。
  
  沿着昨天晚上灯火照亮的铁路线,聚合了许多刚刚醒过来的工人。空中响起说话声和手推车的吱嘎声。
  
  工作日开始了。有一匹瘦小的马,套着绳索马具,已经拉着一车沙土慢腾腾地往路堤走去,用尽气力伸长脖子。
  
  ……我开始告辞。……昨天晚上我们说过许多话,可是临到我走时连一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如今,到了早晨,整个谈话如同用筛子筛过的一样,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点点灯光和基索琪卡的形象了。
  
  我骑上马,最后看一眼大学生和阿纳尼耶夫,看一眼那条神经质的狗和它那双没有光彩仿佛喝醉酒的眼睛,看一眼在早晨的迷雾中显出身影的工人们,看一眼路堤,看一眼那匹伸长脖子的小马,暗自想道:“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等到我用鞭子抽我的马,顺铁路线奔去,等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前面只有一片没有尽头的、阴郁的平原和阴沉寒冷的天空,我就不由得想起昨天晚上谈论的种种问题。
  
  我暗自思忖着,而那片被阳光晒枯的平原、辽阔的天空、远处那黑糊糊的一片橡树林、那大雾迷漫的远方,却好象在对我说:“是的,这个世界上的事谁也弄不明白!”太阳升上来了。
  
  ……【注释】①一种甜味的红葡萄酒。②这句话出自《圣经·约翰福音》。
  
  ③尼古拉的小名。④英国长度单位,1英尺等于30.5厘米。⑤指土耳其东部的火山,位于与苏联亚美尼亚、伊朗交界处附近。
  
  美人一我记得当初我还是中学五、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有一回跟我爷爷一块儿坐车从顿河区的大克烈普科耶村到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城去。
  
  那是八月里一个炎热的白昼,叫人烦闷得难受。骄阳似火,干燥的热风把一股股尘土向我们迎面刮来,弄得我们的眼皮粘在一块儿,嘴里发干,既不想观赏风景,也不想谈话,更不想思考了。
  
  每逢睡意蒙眬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梢碰到我的制帽,我总是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昏睡中醒过来,无精打采而又温和地瞧着远方,隔着尘烟看一看有没有村子。
  
  为了喂马,我们在亚美尼亚人的一个名叫巴赫契-萨里的大村子里,在爷爷认识的一个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中停下来。
  
  我生平从没见过什么人比这个亚美尼亚人更滑稽。请您想象一个小小的、剃光的脑袋,脸上生着两道倒挂下来的浓眉、一个鸟鼻子、两撇又长又白的唇髭、一张宽阔的嘴,嘴里叼着一根樱桃木做的长烟管。
  
  那个小脑袋胡乱地粘在一个消瘦而伛偻的身体上,身上穿一套稀奇古怪的衣服:上身是一件短短的红褂子,下身是一条蓝得耀眼的肥裤子;走起路来叉开腿,脚上趿一双拖鞋。
  
  他说话的时候并不取下嘴里的长烟管,一举一动带着纯粹亚美尼亚人的尊严:脸上没有笑容,瞪起眼睛,极力不去注意他的客人。
  
  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既没有风,也没有尘土,不过仍旧象草原上和大道上那样使人感到不舒服,闷热,无聊。
  
  我记得我满身尘土,热得四肢无力,坐在墙角一口绿色的箱子上。没上油漆的木墙、家具、涂过赭石的地板,发出被太阳晒热的干木料的气味。
  
  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那个亚美尼亚人低声谈着放牧,谈着牧场,谈着绵羊。
  
  ……我知道他们要化整整一个钟头才能烧好茶炊,爷爷喝茶也总得喝它一个钟头,然后再躺下来睡上两三个钟头,因此我得用这一天的四分之一时间来等他,这以后就又是炎热、尘土、颠簸的大板车。
  
  我听着那两个人嘟嘟哝哝的说话声,开始觉得那个亚美尼亚人、那个放着碗盏的食具柜、那些苍蝇、那些听任骄阳晒进来的窗子,我好象已经看了很久很久,而且一直要到很远的将来才能不看似的,于是我心中充满了对草原,对太阳,对苍蝇的憎恨。
  
  ……一个戴着头巾的乌克兰女人端来一个放着茶具的托盘,然后又端来茶炊。
  
  亚美尼亚人不慌不忙地走进前堂,嚷道:“玛西雅!来斟茶!你在哪儿啊?玛西雅!”这时候传来匆忙的脚步声,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姑娘走进房间来,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连衣裙,戴一块白色的小头巾。
  
  她站在那儿洗茶具,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我只看得见她的腰很细,两只光光的小脚让长裤腿盖住了。
  
  主人请我去喝茶。我就在桌旁坐下,瞧着递给我茶杯的姑娘的脸,突然间,我觉得仿佛有一股风吹过我的灵魂,吹掉灵魂里这一天的种种印象、烦闷和尘土。
  
  我看见了一张以前在现实生活里和在梦乡中从没见过的最美丽、迷人的脸。
  
  原来我面前站着一个美人,如同一道闪电似的,我第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愿意起誓:玛霞,或者按她父亲的称呼,玛西雅,是个真正的美人,不过要证明这一点我却办不到。
  
  有的时候天边胡乱地挤集着许多云,藏在后面的太阳给那些云和天空染上各式各样的颜色:紫红、橙红、金黄、淡紫、暗红;这朵云象一个修士,那朵云象一条鱼,另一朵云又象缠头的土耳其人。
  
  晚霞布满天空的三分之一,照亮教堂上的十字架和地主房子上的窗玻璃,倒映在溪流和水塘里,在树木上颤抖;远远的,远远的,有一群野鸭,背衬着晚霞,飞到什么地方去过夜。
  
  ……一个牧童赶着许多牛,一个土地测量师坐着马车走过水坝,几个老爷在散步,他们都瞧着落日,个个都认为这种景色美丽极了,然而究竟美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美丽。我爷爷是个八十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人和大自然的美素来漠不关心,这时候却也亲切地瞅了玛霞整整一分钟,问道:“她是您的女儿吗,阿威特·纳扎雷奇?”
  
  “是我女儿。她是我的女儿,……”主人回答说。
  
  “很漂亮的一位小姐,”爷爷称赞说。画家会说这个亚美尼亚姑娘的美丽是古典的,严谨的。
  
  这恰好是这样的一种美:上帝才知道是什么缘故,您只要一看到它,就会很有把握地认定,您看见了端正的相貌,那头发、那眼睛、那鼻子、那嘴、那脖子、那胸脯、那年轻的身体的一切动作,合成一个完整而协调的和音,在这方面,大自然连一个最小的细节也没有做错。
  
  不知什么缘故,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恰好就应当有玛霞那样的鼻子,笔直,带一个不大的弯钩,也应当有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那样长长的睫毛,那样娇慵的眼神。
  
  您觉得她黑色的鬈发和黑眉毛正好跟她额头和脸颊的白嫩的颜色相配,就跟绿色的芦苇正好跟安静的小溪相配一样。
  
  玛霞白皙的脖子和她年轻的胸脯还没充分发育起来,然而您觉得要塑造它们却必须有巨大的创造才能才行。
  
  您看着她就会渐渐生出一种愿望,想对玛霞说一点异常愉快、诚恳而且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才好。
  
  起初我不高兴,害臊,因为玛霞一点也不理睬我,始终低下眼睛瞧着地下。
  
  我觉得,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幸福而骄傲的空气,把她和我隔开,严密地保护着她,不让我的眼光接触到她。
  
  “这,”我想,
  
  “是因为我周身满是尘土,而且给太阳晒黑了,还因为我只是个小孩子罢了。”不过后来我渐渐忘掉自己,把全身心都投进美的感觉里去了。
  
  我已经想不起草原的乏味,想不起尘土,听不见苍蝇的嗡嗡声,尝不出茶的味道,只觉得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桌子,站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我的美的感受有点古怪。玛霞在我心里引起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痴迷,又不是快乐,而是一种虽然愉快却又沉重的忧郁心情。
  
  这种忧郁模模糊糊,并不明确,象在梦里一样。不知什么缘故,我忽然怜惜我自己,怜惜我爷爷,怜惜那个亚美尼亚人,甚至怜惜亚美尼亚姑娘本人了。
  
  我有一种心情,仿佛我们四个人都失去了一种人生中很重大而必要的东西,一种从此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
  
  我爷爷也有些忧郁。他不再谈牧场,谈绵羊,却沉默下来,呆呆地瞧着玛霞出神。
  
  喝完茶后,我爷爷躺下来睡觉,我就走出房外,在门廊上坐下。这所房子跟巴赫契-萨里所有其他的房子一样,建在向阳的地方,没有树木,没有遮阳,没有阴影。
  
  亚美尼亚人的大院子里长满锦葵和滨藜,尽管天气炎热,却生气勃勃,充满欢乐。
  
  院子里东一道篱笆,西一道篱笆,在一道矮篱笆后面,人们正在打谷子。
  
  打谷场正中安着一根柱子,有十二匹马拴在一起,形成一个很长的半径,绕着那根柱子奔跑。
  
  旁边有一个乌克兰人走来走去,上身穿长坎肩,下身穿肥大的灯笼裤,扬起鞭子抽马,嘴思吆喝着,从他的声调听起来好象他有意嘲笑那些马,对它们显显威风似的:“啊-啊-啊,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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