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齐宝海

第九节 齐宝海 (第1/2页)

星期一早上，我正在车间里干活，忽然，高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径直的走到我身边，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他要回家探亲，明天下午的火车就走。我忽然想起我那枚印章，赶紧对他说：“我有点事，你能帮我吗？”
　　
　　“当然行！”高粱爽快的说。
　　
　　“那下午我到你宿舍去找你，我们到时候再说，好吧？”
　　
　　“好吧！”高粱大声的答应着。
　　
　　吃过午饭，我来到高粱的宿舍。我拿出那枚印章，对高粱说：“这枚印章是水晶的，天津刻不了，需要拿到北京去刻。你能不能帮我？”
　　
　　高粱满口答应着。我拿出一张纸，写上我的名字，又拿出两块钱。我把这些都交到高粱的手里，告诉他，这钱是用来刻图章的，估计应该够了。
　　
　　高粱对我说，他大概需要二十多天回来。我问他这时候回家是不是家里有事？他微笑着不置可否，我也就没再追问下去。当我提出去车站为他送行的建议时，他默许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早早地就来到高粱的宿舍。他已经收拾好行装，只等出发了。除我之外，为他送行的都是北京知青，有他所在的机械车间的几个北京知青，也有其他车间的来为他送行，没有乌兰浩特当地的，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清一色的北京的，大约有十来个人。奇怪的是，与他同宿舍的人一个都没有来，李学良也没来。
　　
　　由于常年穿皮鞋，我的脚上磨起了两个鸡眼，分别在左右两个小脚趾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脚上的鸡眼越来越疼，不得不让我认真对待了。一天，我找到保健站，跟刘大夫说了我的痛苦。她果断的说：“手术吧，干净利索，一次去根。”
　　
　　我想了想，同意了。“需要休息几天啊？”我问。
　　
　　“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说完，她麻利的拿出注射器，拿出消过毒的针头，又取了一支普鲁卡因吸到注射器里。我知道，这手术一定很疼，需要打麻药。
　　
　　果然，她做好这一切之后，拖过一把椅子，对我说：“把你的脚放到椅子上。”
　　
　　我顺从的把脚放到椅子上。她先用棉球擦了擦我的脚趾，然后举起注射器对准我的脚趾扎了下去。真疼啊！可我面前的是一位女大夫，在女人面前，自尊心驱使我强忍住疼痛，没有叫出来。
　　
　　眼见着我的脚趾像杀猪的人吹猪一样鼓了起来。应该是麻药起了作用吧，疼痛感消失了。女医生拿着一把小刀在我的脚趾上划了一下，问我：“还疼吗？”
　　
　　“不疼了。”
　　
　　随着我的话刚刚落，她已经把刀插入我的脚趾中。眼见着鼓得圆圆的的脚趾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下子瘪了下去，而出来的可不是空气，而是血。她迅速的把刀在我的鸡眼处旋转了一圈，我的鸡眼处的肉被她掏出了一个洞。
　　
　　鲜血留在我的脚上，也流在了椅子面上。她用棉球把我的脚趾处擦了又擦，直到她认为干净了。又在伤口上撒了一些不知是什么药粉，然后用纱布一圈一圈的缠绕在脚趾上。
　　
　　随后，她拿出一瓶药，告诉我是止疼药，疼得厉害了可以吃一片，疼得不厉害尽量不吃。我答应着站起来。嗨！真不疼啊。也许，她的这一刀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痛苦。
　　
　　我把另一只脚给她看，她说：“等这只脚好了以后再治那只。”想想也是，我便不再说什么了。在我离开保健站之前，她还大声的嘱咐我：“要卧床，好好休息。”
　　
　　晚上到了后半夜，脚疼得厉害了，睡不着了。我强忍着没有吃那药片。终于熬到天亮了，我来到车间里准备找组长请假，至少要把医生开的假条交给他。可是我找遍整个车间，也不见他的踪影。我生气了，独自跑回了宿舍。
　　
　　回到宿舍，意外地见到了二宝和阿晓。我问他们为什么没上班。他们回答我说：“他们小组的设备需要整修，所以他们全组都要休息两天。”我算了算，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六，休息两天以后是周日，还是要休息。这样算来，他们可以连续休息三天。
　　
　　阿晓在一旁说：“要不这几天咱上齐宝海那玩儿去。”我首先表示赞成。
　　
　　阿晓问我：“你的脚行吗？走路行吗？”
　　
　　为了玩，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我毫不犹豫的说：“行！没问题。”
　　
　　“那我们就走，现在就走。”阿晓说。
　　
　　二宝说：“那我们也得买点嘛呀，买嘛好呢？”
　　
　　我在一旁说：“咱先走，买嘛咱路上看。”
　　
　　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先到厂门口的二百看了看，见那里有一种色酒“青梅露酒”。白酒太不好买了，这色酒也凑合了。况且，古有“青梅煮酒论英雄”之说，可见青梅露酒也不是上不得台面的酒。决定下来，我们就买了两瓶这种青梅露酒后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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